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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科學】李俊生:新時代財政理論工作者的使命

[發表時間]:2017-11-13 [來源]:財政科學  [瀏覽次數]:

    為深入學習和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探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的創新發展,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科學》編輯部主辦了“學習十九大精神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創新”專題研討會。此文為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財政科學》編委李俊生的發言內容,全文將刊發于《財政科學》2017年第11期,并于近期在中國知網(CNKI)進行網絡首發,敬請關注。

 

    我想結合我們財政理論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來談談學習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十九大報告除了散見各處的有關財政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描述以外,還集中用了78個字專門闡述我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方向性問題,雖然字數不多,但是內涵豐富。實際上,十九大報告講的新時期我們國家經濟、社會、人文方方面面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財政,因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未來我國財政改革發展任務還極為繁重,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近40年我國財政改革與體制、機制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依然很多,特別是在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前提下,我國財政改革與發展也相應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一名財政理論工作者和財政學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有義務為我國在這個新時代的財政改革與發展貢獻我們應有的力量與智慧。所以,我想從我們的使命和責任這個角度談談學習體會。

    一、新時代財政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十九大報告中有幾個地方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其中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兩個時代,現在進入了使中華民族強盛起來這么一個“強起來”的新時代。報告中還用了專用的一個詞匯來講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和主要矛盾,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時代跨越,社會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國長期面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與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生產能力不足的矛盾。現在的主要矛盾好像表現為產能過剩,即現在不是生產能力不足了,而是過剩了,我們開始進入了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穩定的過程。總書記在報告中對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論述,在這里我就不贅述了。我想說的是,在這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財政理論工作者和財政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依然是要為建設民主富強文明的國家服務、為人民的福祉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為建立適應新時代需要的財政理論和財政體制與制度服務。

    二、新時代財政理論工作者的責任

    如上所述,進入新時期,我們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建設強大的中國,使我們民族更強大,在世界民族之林發揮我們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強國應有的作用。為此,我國不僅要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硬實力”,而且也需要進一步增強我國的“軟實力”。作為財政理論和教育工作者,我們的主戰場應當是在國家“軟實力”建設領域,我們的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構建立足中國實踐的,能夠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中國的財政理論。為了完成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我想我們至少肩負了兩個方面的責任。

    第一個責任就是為我們國家的財政治理能力建設,為財政改革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這些年我國財政理論建設存在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很少立足中國的實踐構建適應我國需要的財政理論,比如我們沒有認真地梳理我們政府、包括財政部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職能是否和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包括我本人在內都沒有認認真真做過這方面研究思考。所以,當政府及其財政部門感覺到工作力不從心的時候,我們沒有理論去支撐。我這樣講并不是說我們財政學就是為財政部服務的,如果這樣理解就是狹隘的。政府財政是為國家治理服務的,財政部門也是為國家治理服務的,財政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一個組成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財政理論工作者沒有科學、客觀地解釋財政行為規律,沒有科學、客觀地為政府財政職能的設計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是我們財政理論在立足中國財政與社會發展實踐方面做得不夠的地方,就是我國財政理論建設方面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我們財政理論對實踐支撐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還很多,我們可以列舉很多例子,比如這幾年我們往往感到財政改革的實踐大大超前于我們的理論,就是說我們在理論上沒有能夠對現實給予令人信服的描述。我們為什么做不到這一點呢?這就是我們財政理論工作者自身有問題,是理論建設跟不上國家發展的需要的重要表現。我最近在財政基礎理論領域做一些努力,立足于我們中國的實踐,針對我們中國的需要構建科學的、具有解釋力和預測力的財政理論。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是全盤引進了西方的財政理論,盡管我們不能否定這個理論對我們經濟改革發展起到了很多的積極作用,但是總體上看,西方的、以英美財政理論為代表的主流財政學理論是建立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實踐基礎上,難以解釋我國的財政實踐,更不用說為我國的財政政策提供科學可信的理論依據了。我國現行的主流財政理論實際上是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30年代,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40年代就由我國財政學先輩從西方引進來了,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由于經歷了內戰,經歷了朝鮮戰爭,經歷了一系列波折,沒有能很好地梳理、消化、研究這樣一些理論。現在我們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一個能力建設的時期,我覺得在這個時期我們有理由,也有必要來梳理我們的理論,為我們國家的國家治理提供我們理論的支撐。這是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的第一個責任。

    第二個責任就是我們財政理論界應該為我們國家“軟實力”的增強貢獻我們的智慧。總書記在報告中特別強調我們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向全世界講好中國的故事,這是我們“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比如講財政的故事,現在我們還用西方的財政學范式講我國自己的財政故事,包括大學教科書中還在套用英美的財政理論范式講財政聯邦主義,講中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這個理論范式顯然是不適應我們中國的需要的。這樣講中國財政的故事是講不好的。所以,我們財政理論界有責任構建我們自己的范式,講好我們中國自己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增強我們中國的軟實力,我們財政理論界其實是責任重大的。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分析中國財政的現實、講中國的故事,所采用的卻不是基于中國的財政實踐建立的理論,上個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我們有國家分配論這樣一個理論,但是國家分配論由于其本身存在缺陷,很難講好我們改革開放之后實行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故事。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一再證明,財政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引導我們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向上、向前的重要的關鍵環節。最開始是在城市,80年代初我國將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解放了當時農村的生產力模式引向城市,解放城市區域生產力。因此,我們當時就有了“包”字進城。所謂的“包”字進城就是把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套方法應用到城市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而這個“包”字進城實際上就是從財政改革開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過去我們的財政叫“建設財政”,這個“建設財政”怎么解釋?我們財政運行模式是企業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財政,企業所有的支出(包括更新改造的支出)都由我們政府財政來安排,這是最初我們財政的狀態。我們要改革這種財政運行模式,改革這種預算模式,改革這種支出模式,改革這種收入模式,比如利改稅就是從財政開始。從財政改革開始還有一點就是政府財政其實是切出了一大塊資源給非政府部門,從而來拉動市場經濟、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改革走到了盡頭,兩個比重嚴重失衡。所以,才有了1994年分稅制財稅體制改革,分稅制之后財政又恢復了元氣,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火車頭,我們又開始拉動國家的經濟向前、向上發展。現在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怎么來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總書記講精準扶貧,我看各行各業都講精準扶貧,但是真正能夠在精準扶貧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還是政府財政,銀行做不到,因為銀行是以盈利為目的,如果在精準扶貧中讓它發揮主力軍的作用,那有可能又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四大專業銀行的回頭路了。所以,我們中國這些發展的歷程就是個很好的故事,如何把這個故事向全世界說清楚,這其實也是梳理我們自己的思路。

    要想說清這些故事必須有一個說故事的模板。有的小說家喜歡先預測好結果,這是一種模板;有的小說家愿意憑感情用事寫,寫到什么程度就寫成什么樣,但收不住筆了還要回過頭來重新構建一下這個小說,這也是一種范式。財政理論用什么范式講中國的故事,讓全球相信我們這個故事是真實的,相信我們這個故事是有感召力的,相信我們這個故事對全球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模板,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

編輯: 孫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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